文明终结与世界帝国——如何理解中国崛起面对的全球秩序（四）官网

三、世界历史的双向运动：走向世界帝国亨廷顿之所以能够如此准确地预测冷战后以来的世界政治走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对人类历史发展趋势的洞察。

也就是说，曾经分散在不同地理空间的多元“历史上的文明”必然会随着全球化的进程走向“普遍文明”或“单一文明”。在这个过程中，“普遍文明”不可避免地会与历史上的多元文明发生冲突。

政治冲突与文化和宗教冲突只是结合在一起。如果历史的最终结论仅仅着眼于人类从多元历史（多元文明）走向普遍历史（普遍文明）的单向历史进程，

那么文明冲突论看到的是一种历史的双向运动：在走向普遍历史的竞争过程中，不同地理空间中形成的区域性文明帝国会逐渐走向普遍历史（普遍文明），但另一方面也必然会出现反向运动。

也就是说，不同的文明传统表现出反对普遍历史和普遍文明的不同运动风格。

这种逆向运动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如宗教冲突（中世纪的宗教战争）、民族冲突（19世纪的大国博弈）、阶级冲突（20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和文明冲突（21世纪的全球政治）。因此，理论上，

“历史的终结”和“文明的冲突”是两种相互矛盾的哲学思考，但在真实的历史中，它们又紧密结合在一起。引发文明冲突的恰恰是历史终结的历史趋势，文明冲突的结果必然推动世界历史进程走向历史终结。

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历史始终呈现出“双向运动”的基本特征，这恰恰表明了历史发展的辩证法。

作者提出了世界历史中的“双向运动”，特别是受到卡尔波兰尼关于经济和社会之间“双重运动”概念的启发。波兰尼认为

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需要建立相应的“市场社会”，从而将每个人从其原有的社会共同体秩序中解放出来，使整个社会共同体的运行受到市场经济逻辑的控制。这个过程，

他称人们“超脱”于原有的社会关系之外。然而，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的进步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社区的解体和社会的混乱，社会必将承受灾难性的后果，如贫困、阶级不平等、道德沦丧和异化。在这方面，

社会必然会站出来保护自己，要求国家通过民主手段遏制市场经济的扩张。这种“反向运动”实际上要求市场经济的发展再次“嵌套”在社会秩序中，使其成为社会秩序的一部分。

波兰尼用这一理论解释了欧洲历史上从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市场经济力量的全面扩张到19世纪福利国家时代的社会自我保护运动的“大转型”，从中揭示了市场扩张和社会自我保护这两个相互矛盾的“双重运动”。

然而，如果我们进一步扩展波兰尼的“双重运动”概念，我们可以将其视为普遍人类历史形成中的基本机制。世界人类历史形成的最重要动力来自地理大发现以来全球贸易网络的形成和市场经济的发展。

这种力量推动人类文明走向普遍历史，但也必然带来区域性多文明帝国对这一普遍历史进程的逆向运动，两种“双向运动”的交织形成了历史发展的波浪式交替过程。

最终推动人类文明从传统的区域文明帝国走向世界帝国。我们可以从这种“双向运动”的逻辑来探讨世界帝国的形成、演变和发展。“帝国”的概念充满争议。为了简单起见，

我们可以将“帝国”与目前主流社会科学塑造的“国家”概念进行比较。如果“国家”强调国家内部经济制度、政治法律制度、文化价值观甚至种族的同质性，那么，

“帝国”的概念恰恰强调了其内部的差异性和多元性。同质国家往往是小共同体，而不同帝国往往是大共同体，甚至是超大型政治共同体。如果国家可以通过社会契约的相互同意而组织起来，

即使强调“民族国家”，那么帝国内部的同意也往往是基于征服所获得的“默许”或文明提升所获得的认可。因此，与国家相比，帝国必须以更大的力量争取这种默许才能赢得“霸权”。

以至于宗教塑造的文化认同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此，帝国成为文明秩序的缔造者。

人们常常根据帝国的默许程度将帝国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如强调地理因素的海洋帝国、大陆帝国和草原帝国，强调经济和技术因素的农业帝国、商业帝国、自由贸易帝国和信息帝国。

强调军事暴力征服的“殖民帝国”、强调价值因素的“宗教帝国”（如基督教帝国和伊斯兰帝国）以及“纳粹帝国”和“人权帝国”等等。当然，面对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多样性，帝国必须有持久的力量来塑造团结。

如果说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往往导致帝国在不断变化中兴衰，那么文化和宗教往往成为塑造帝国的持久力量，以至于帝国在政治上的兴衰和统一与分裂实际上争夺的是这种文化和宗教赋予的统一力量。

从人类历史来看，帝国政治的兴衰往往围绕着地理空间上“轴心时代”以来的几个核心主义所形成的庞大帝国展开。作者试图用“区域文明帝国”的概念来概括这一古典帝国的基本形态。

“区域性”是指尽管每个帝国都声称自己是普遍主义的，但就全球地理空间而言，它们都是区域性的。这意味着每个帝国在宣布其普世主义时甚至为此进行了殊死搏斗。

就像伊斯兰帝国和基督教帝国之间长达数千年的宗教战争一样，——必须实现自己的地方特色。只有这样，它才能为全球文明的多元共存奠定基础。

亨廷顿所谓的“文明断层线”实际上是几个区域性文明帝国的前沿接触带。使用“文明帝国”一词不仅是为了强调文化价值（尤其是宗教）认同在凝聚帝国统一方面的持久力量，亨廷顿就是这样做的。

更重要的是，我希望提醒你古代和现代帝国形式之间的巨大差异，即古典帝国始终具有“文明”的功能，并希望将人从动物层次提高到更高层次的神。然而，随着现代帝国的崛起，

商业贸易、技术理性和军事力量日益成为团结帝国的主导力量。此后，帝国逐渐失去了文明教育的功能，在宗教化和道德化的“祛魔”过程中，推动了普世历史和普世帝国的建构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说，

亨廷顿的“普遍文明”中“文明”的含义发生了很大变化。

这一涉及“文明”的古今帝国形态的重大变化始于地理大发现。地理大发现使基督教帝国突然获得了广阔的自由领土，这迅速增加了基督教帝国的财富积累。

因此，基督教帝国得以加入东方世界的经济体系（东亚贸易圈和南亚贸易圈），并促进了全球商业和贸易网络的形成。这不仅突出了古典区域文明帝国在地理空间上的“区域性”局限性，

更重要的是，它展示了一个在世界各地自由流动的“无国界”隐藏帝国。这种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恰恰构成了世界帝国的经济基础。全球贸易网络将区域文明帝国的边缘与在缝隙中建立商业贸易的大城市连接起来。

然后通过这些大城市，世界将进一步连接成一个链接的网络。这些大城市就像不断扩大的据点，将帝国内部的财富和人口吸引到大城市，从而加入这个全球商业和贸易网络。

与此同时，它向帝国传播和渗透了商品、思想、文化、教育和知识。这一网络打破了曾经由区域文明帝国控制和划分的贸易圈，并逐渐将经济基础从区域文明帝国的政治控制中解放和分离出来。因此，

我们可以看到，在区域文明帝国的底层，一个自由流动且隐秘的全球商业世界似乎脱离了帝国的控制。

起初，它就像一条涓涓细流，在帝国控制的裂缝中不断流动，慢慢汇聚成一条不可阻挡的河流。随着贸易量的增加和贸易速度的加快，它就像一条湍急的河流，不断冲刷着古代区域文明帝国的经济和社会基础。

甚至颠覆了这些区域性文明帝国的政治结构，最终将整个世界变成了商业贸易的汪洋大海。所有区域性文明帝国都成了漂浮在世界贸易海洋上的孤岛，它们必须适应这个世界贸易海洋的要求。

也就是说，区域文明帝国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将从以农耕和游牧为主的传统熟人社会转变为以工商业为主的陌生人社会，转变为以城市为主导的公民社会，转变为个人主义的自由社会，转变为人人平等的民主社会。

这种改造区域文明帝国底层经济和社会的过程就是波兰尼所说的“去嵌入”过程。因此，要准确理解波兰尼的社会经济分析，我们必须将这一分析置于全球商业运作和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历史背景中。

“脱离接触”从未只发生在某个国家或社会，但它是一种普遍现象，像瘟疫一样在全世界蔓延。反之，区域性文明帝国必然面临如何抵御全球商业和贸易网络的侵蚀。

并试图使市场经济重新进入由地区文明帝国控制的“重新嵌入”过程。可以说，市场与社会围绕“去嵌入”与“嵌入”的斗争，是全球商贸帝国与区域文明帝国之间的核心斗争。

如果我们注意到全球商业网络是由海洋上的航行和运输形成的，那么我们就可以理解为自由贸易和全球商业网络与海洋联系在一起。当区域文明帝国局限于大陆时，

因此，围绕全球商业和贸易的“脱离”与“嵌入”之间的社会和经济斗争，全球商业带来的新文明与区域文明帝国之间的“文明冲突”，以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往往表现为海洋性与大陆性之间的斗争。因此，

在全球商业贸易网络形成的过程中，罗马与迦太基、大陆与海洋的斗争始终充斥在历史的想象中。正是在这个“双向运动”中，我们才能理解全球商业贸易兴起并推动形成与此相适应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文化，

乃是推动历史终结以及建构世界帝国的根本性力量。